安·兰布雷希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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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9日

为了筹集所需资金，各国政府应专注于重新分配目前危害自然的补贴，同时制定新的公约，以收回因跨境税收滥用而流失的巨大财富。

亚马逊朗多尼亚州瓜波雷河畔，昆隆博拉人（逃奴后裔）居住土地的航拍图。所有照片由拉洛·德·阿尔梅达/福尔哈新闻社拍摄

安·兰布雷希茨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生物多样性政治专家，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相关多边谈判经验。她是绿色和平代表团团长，出席在亚美尼亚埃里温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

2022年，COP15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旨在到2030年前阻止并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随着COP17在埃里温的开幕，我们现在已经接近截止日期的一半，根据第一份全球进展审查，各国未能按计划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必须加快实施步伐。

全球评论的主要发现之一是，资金远远不足以阻止和逆转自然流失所需的规模。但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危机并非资本的绝对匮乏——而是深刻的公共政策扭曲。

全球经济目前每投入一美元保护自然，大约花费30美元破坏自然。根据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报告，用于化石燃料、农业和水资源使用的公共补贴高达2.4万亿美元，而全球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方面的投资仅为2200亿美元。

然而，关于如何弥补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的讨论仍然声称，拯救之道在于动员私人资本、扩大抵消规模以及“降低”自然投资的风险。这是对生态管理的本质和全球金融架构的根本误解。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一个投机投资组合——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我们星球的健康是一种不可货币化、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期望逐利的私人资本保护自然，反而助长了生态系统破坏的结构性驱动力。

但如果私营市场机制无法拯救生物多样性，那么必要的公共资源将从何而来？

钱流向了错误的地方

问题的解决路径在于追回当前因跨境逃税、金融保密安排及企业责任豁免机制而流失的巨额公共财政资源。在埃里温召开的财政与环境部长联合会议，应就应对生态危机发出明确而坚定的政治信号：各国亟须协同推进全球税收治理体系改革，全面取消扭曲市场、损害环境可持续性的公共补贴，并对不可持续的主权债务实施有针对性的减免安排，从而切实增强公共财政的公平性、可持续性与再分配功能。

工业、农业、渔业、林业及采矿等资源开采行业目前仍维持常规运营，且普遍依赖公共财政提供大规模补贴；与此同时，以自愿性为特征的碳汇与生物多样性补偿市场虽在发展，却可能对自然保护目标产生实质性削弱效应。此类补偿机制所动员的资金规模极为有限，远不足以覆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实际资金需求，客观上延缓了高环境影响行业的绿色转型进程，使其得以延续不可持续的传统运营模式。

在发达经济体中，部分公共财政政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以欧洲为例，依据《可再生能源指令》，每年逾53亿欧元的公共补贴被导向高强度森林生物质开采活动，导致原始森林生态系统退化，并削弱区域长期气候适应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呼吁私人资本填补可持续发展融资缺口的同时，却持续将巨额公共资金投入具有生态破坏性的产业活动，此类政策取向存在内在矛盾，难以实现气候目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增效。

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债务负担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私人融资的依赖因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而更加严重。2024年，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债务创下历史新高，仅净利息支付就吃掉了9210亿美元。目前有创纪录的61个发展中国家在偿还外债上的支出超过政府收入的10%，许多气候脆弱国家偿还外债的支出是其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融资中所获金额的两倍。

这种负担成为生态系统破坏的结构驱动力。在外部债权人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下，政府常被迫采取紧缩措施，并推动将原材料出口扩展到原始生态区。

目前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的谈判也为前进提供了方向。每年估计有492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流失给离岸避税天堂。跨国公司通过将利润从真正经济掠夺和环境恶化发生的国家转移，贡献了约3480亿美元的收入。

仅在采矿业领域，发展中国家每年就因企业逃税损失数百亿美元。此外，国际金融保密保护环境犯罪分子，非法伐木产生的非法资金流每年流失在510亿至1520亿美元之间。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上，各缔约方应把握关键契机，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其他相关国际环境协定之间的政策协同与机制衔接，深化多边合作。各国政府亟需强化财政承诺，通过建立稳定、可预测、充足且尊重国家主权的公共资金机制，切实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有效实施。唯有如此，方能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人权为基石的可持续未来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