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德纳  达娜·马尼亚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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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治理路径上，我们代表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实践范式：一方聚焦于工程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研发与部署，任职于气候实践公司；另一方则致力于为公共政策提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科学支撑，服务于多国政府气候战略制定。我们并非彼此对立的“阵营”，而是同一气候治理议程下互补性路径的践行者与阐释者。

这一分歧在伦敦气候行动周期间的一场政策在线研讨中得到具象呈现。主办方邀请与会者以投资组合形式，将全球GDP的2%（约合每年2万亿美元）分配至三类气候干预路径：

（1）工业深度脱碳：覆盖能源、钢铁、水泥及交通运输等高排放部门的技术升级与系统转型；

（2）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涵盖森林保护与恢复、湿地修复、草原可持续管理及农田固碳实践；

（3）工程化负排放技术：特指直接空气捕集与地质封存等人工干预型二氧化碳清除手段。

现场参与者（以自然方案支持者为主）的平均资金配置比例为：工业减排36%，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47%，工程化方案13%。相较之下，由22位国际权威专家组成的独立评估小组提出的基准配置为：工业减排约50%，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约33%，工程化方案14%。两组数据均将工程化方案列为最低优先级选项，但在工业减排与基于自然方案之间的资源倾斜方向呈现显著差异——前者更倾向自然路径，后者则更强调工业系统转型。

长期以来，关于碳清除技术“持久性”的学术与政策争议进一步加剧了自然路径与工程路径之间的分歧。自然碳汇所固定的碳可能因野火、干旱或人为干预（如土地清理）而再度释放；相比之下，工程化碳封存技术通常具备更高的长期稳定性与可预测性。当前主流讨论框架往往将“持久性”单一维度作为评估各类碳清除方案可行性的核心甚至唯一判据。然而，更具实践导向的评估范式主张构建多维综合评价体系——在同等权重下统筹考量持久性、额外性、可测量性，以及协同效益（涵盖气候适应能力与生态系统韧性），并支持不同路径依据发展阶段与情境动态优化组合。

若采用多准则权衡机制，不同路径间的紧张关系将显著缓解：工业源头减排具有即时性与高边际减排效率，应在短期内承担主导作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已具备规模化部署基础，兼具碳汇功能与社会—生态协同效益（如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生计改善）；工程化碳清除技术虽仍处于商业化早期阶段，单位成本较高、规模有限，但其战略价值在于中长期负排放能力的构建——亟需当前加大研发投入与制度支持，以保障未来十年内实现规模化应用。三类路径在时间维度上呈现互补性分工：短期倚重减排与NbS，中期强化NbS与CDR协同，长期则依赖CDR支撑净负排放目标。因此，政策设计应坚持“三条路径并行不悖、动态适配”的原则，避免非此即彼的取舍逻辑。

跨领域认知共建是消解无效对立、促成实质性协同的起点。值得肯定的是，技术界的专业视角正逐步融入自然解决方案的政策对话之中。下一关键步骤在于深化双向理解，并主动为对方领域开展专业代言。一种切实可行的实践方式是推动领域间能力建设：例如，鼓励NbS专家面向企业董事会系统阐释工程化CDR的技术原理、验证机制与发展路线图；同时支持CDR工程师深入生态修复项目一线，理解土地利用约束、社区参与逻辑与生物物理不确定性。此类角色互换虽具挑战性，却是建立信任、校准优先序、共担风险的前提。唯有在深刻把握彼此技术逻辑、治理语境与现实约束的基础上，方能凝聚共识，协同推进符合科学规律与社会公正的气候治理进程。

我们始于迥异的知识传统与实践范式，这一差异至今依然存在。但持续强化分歧既无助于科学进步，亦不符合紧迫的气候行动时效要求。当下亟需对三类路径同步给予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与制度保障，确保当各自适用窗口期到来时，均已具备充分就绪度。这不仅是技术选择问题，更是集体行动能力的体现——这正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必须协同解答的时代命题。

迈克尔·德纳博士现任气候实践公司科学与技术负责人，全面负责其碳捕集技术研发与科学战略规划。

达娜·马尼亚蒂斯女士系专注于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领域的资深独立顾问，在碳核算、生态系统碳汇评估及政策衔接方面具有丰富实践经验。

两位专家均为SHIFT-CM联合倡议的核心成员。

关于SHIFT-CM

SHIFT-CM是一项跨学科协作倡议，汇聚来自科研机构、一线实践组织及公共政策部门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与政策制定者，旨在夯实自然气候解决方案在方法学、监测与核算层面的科学基础，提升其在气候治理框架中的可信度与可比性。其下属“气候投资组合优化”工作组正系统开展研究，聚焦于构建科学稳健的配置框架——即如何在工业深度脱碳、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与工程化碳清除三类路径之间实现协同互补、动态平衡与风险可控的最优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