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图比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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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2日

我们需要一套应对生态系统和社会巨大风险的策略。

2026年5月23日，欧洲马德里迎来早热浪，人们在东方广场散步时拄着伞散步。（照片由帕布罗·布拉兹克·多明格斯/盖蒂图片社提供）

劳伦斯·图比亚纳是欧洲气候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曾任法国气候变化大使及巴黎COP21特别代表。

联合国本周发布了一份报告，证实了许多人的担忧：全球变暖将超过1.5℃。

以当前排放量计算，剩余的碳预算将在大约三年内耗尽。我们正进入1.5℃阈值的“超调”期：即在可能低于该阈值之前，持续违反《巴黎协定》的主要温度目标。

1.5℃是我们本不该跨越的界限——一旦越过，我们必须迅速回到那条线之下，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说的“超调、峰值和回落”。

当然，气候风险是一个光谱：1.4℃不安全，1.5℃也不是突然的悬崖边缘。但世界越是超越这一水平，社区和经济适应就越困难，出现更突兀或系统性变化的风险也越大。

1.5℃的重要性

有人会认为超过1.5℃意味着《巴黎协定》失败，不再是一个有用的门槛。我不同意。

在《巴黎协定》之前，全球的变暖大约是3.5℃到4℃。联合国现估计，由于自《巴黎协定》以来实施的政策，到2100年变暖将降至约2.6℃。这依然太危险，但这已经不是我们2015年时面对的那个世界前景了。

在我们谈判《巴黎协定》时，1.5℃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数字。小岛国和其他气候脆弱国家为之奋斗，因为它代表了他们生存的红线。从那以后，我们目睹了全球气温上升带来的显著影响，即使是那些并不认为自己脆弱的国家，比如今年夏天欧洲的毁灭性热浪。

国际法院在一份咨询意见中强调这一点，该意见今年早些时候获得联合国大会压倒性支持，承认1.5℃是《巴黎协定》下的主要气温阈值，并确认各国必须与之保持一致。超调并不会改变目标。1.5℃仍是我们必须努力回归的基准。

超调的持久后果

但即使我们努力尽快降回1.5℃以下，我们现在也必须诚实面对“超调”意味着什么。我们正进入一个社会、经济和制度尚未准备就绪的时期。即使超调本身是暂时的，其许多后果也不会是暂时的。持续时间越长，温度越高，持久伤害就越严重。因此，我们需要限制超调的持续时间和规模。

升温时间越长，越有可能穿越冰盖、大西洋子午转环流、永久冻土和热带森林等主要地球系统的临界点。穿越这些临界点可能会引发自我强化的变化，即使后来气温下降，这些变化也可能不可逆转。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解和监控这些系统。这需要持续投资气候科学——许多地方科研资金正被削减。

超调路径也将对人类系统造成压力。当洪水摧毁房屋时，即使全球气温之后下降，造成的损害也无法消除。农作物歉收、失学、债务和流离失所可能带来长期影响。农场、城市、医疗系统和保险市场都将不得不应对原本未设计用于处理的风险，并可能面临自身的“临界点”，例如市场突然重新评估被低估的风险时引发的金融恐慌。今天建造的基础设施将存在数十年，因此我们必须针对其实际面临的气候风险进行设计和规划。

我们的首要任务必须是摆脱化石燃料，并迅速减少包括像甲烷这样的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的排放。它在20年内捕获的热量约是二氧化碳的80倍，急剧削减可以作为近期变暖的紧急刹车。化石燃料运营产生的大部分甲烷可以通过现有技术进行减少。

我们还需要可持续的二氧化碳去除，尽管其作用有限：试图将其作为减排替代方案，规模化成本将高得难以承受。

激进选项

超调的主要风险促使人们提出探索对气候系统本身进行积极干预的提议。太阳辐射修正是最著名的例子：将少量阳光反射回太空以减少变暖。其他提案则针对气候和地球系统的不同部分，比如试图稳定冰川。

这些回应将我们带入地球系统与自然、外交与治理、技术与社会的进一步未知领域。

这些想法源于对气温上升下脆弱国家和社区面临重大风险的真切关切。但即使在最有利的假设下，这些策略也只是管理超调症状的策略，而非解决其根源的策略。温室气体会持续积累，海洋会持续酸化，许多超额排放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依然存在。

我们越了解我们所扰乱的气候和地球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已经存在的不确定性，就越清楚完全控制很可能是一种幻觉，新的干预带来了新的复杂风险。例如，太阳辐射修正可能改变区域气候，如降雨模式或农业生产，这些因素有利于某些地区，损害其他地区，并带来连锁地缘政治风险。

治理与研究需求

这些都不是反对研究这些技术的理由。相反，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极其极端，我们必须探索所有可能的选项。但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其潜在影响和能力，从更多角度，包括政治和社会影响。严肃的全球治理尤为紧迫，同时开展开放且接受审视的透明研究。

但应对超调策略的基本要素已经被理解。优先事项仍是迅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限制峰值变暖，保护人们免受已锁定的变暖影响，并确保技术创新符合公共利益。

超调不仅仅是工程上的挑战。我们需要跨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全面响应，以应对更加不确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