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安娜·塞策 凯瑟琳·海厄姆 蒂芙尼·陈

2026年6月25日出版

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网站

本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度全球气候变化诉讼领域的核心发展趋势与动态演进，并重点呈现截至2026年5月的代表性新案例、立法动向及司法实践进展。主要数据来源于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运营与维护的《气候变化诉讼数据库》。

本报告是系列报告的第九本，报告围绕五大核心议题，系统梳理并评述了气候诉讼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

第一，气候诉讼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公认维度的持续演进与制度化成熟进程；

第二，其适用场域、参与主体及理论基础在新兴司法管辖区、多元行为体（如非政府组织、原住民社群、青年群体）以及跨学科法律理论（如生态法权、代际正义）驱动下的拓展与创新；

第三，当前针对整体气候行动及具体气候诉讼案件所呈现的系统性抵制态势，包括抵制主体的广泛性、策略的协同性及其背后的政治动因；

第四，伴随各国气候政策实施深度推进，气候诉讼所嵌入的政治情境日趋复杂，相关价值权衡、利益博弈与制度张力持续加剧，显著提升了该领域的实践复杂性与分析难度；

第五，关于气候诉讼在现实司法实践中的落地效果、因果机制及其社会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进展与知识缺口。

核心洞察

作者系统梳理了2025年1月至12月全球气候诉讼的发展态势，识别出以下关键趋势：

• 2025年度新增气候诉讼案件249起，推动自1986年有记录以来的全球累计案件总数突破3600起；

• 其中逾75%的案件系《巴黎协定》于2015年签署后提起，凸显国际气候治理框架对司法实践的显著影响；

• 气候诉讼已扩展至62个国家，较十年前（2015年）的17个国家增长逾两倍；2025年，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及赞比亚首次启动气候相关司法程序，标志着该类诉讼在全球南方及新兴司法管辖区的持续扩散；

• 美国仍为全球气候诉讼最活跃的司法管辖区：2025年新增案件151起，累计案件总数达2078起，占全球总量的57.7%。

成熟度分析

• 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正逐步从政治承诺演进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责任，这一趋势在国际与国内司法实践中日益凸显。具体表现为：国际海洋法法庭、美洲人权法院及国际法院近期相继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咨询意见；同时，国家、区域与国际三级法院之间正形成跨层级、互为支撑的气候诉讼协同机制，体现出司法系统对气候议题回应能力的系统性提升。

• 当前司法实践已延伸至系统性责任追究领域，包括两类典型案件：其一为“污染者付费”型诉讼，旨在厘清企业对其历史及当前温室气体排放所引发全球气候损害的法律责任并主张相应赔偿；其二为框架性企业责任诉讼，旨在通过司法确认确立行业减排基准与行为规范，从而预防持续性高碳活动。然而，截至本报告撰写之日，尚无此类案件促成法院作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行为矫正令或实质性损害赔偿判决。

• “漂绿”类诉讼——即针对企业就低碳转型进展作出虚假、误导性或缺乏实质依据的宣传主张所提起的诉讼——目前构成涉企气候诉讼的最主要类型。值得关注的是，原告策略正呈现明显转向：从质疑信息披露失实，逐步拓展至挑战企业完全缺乏气候行动的消极不作为，反映出司法救济诉求由形式合规向实质履责深化演进。

演进趋势与前沿动向

• 诉讼主体持续多元化：截至2025年，气候相关战略性诉讼已覆盖能源、金融、交通运输、房地产及消费品等多个关键行业，累计立案逾50起；其中，国有企业与持牌金融机构作为被告的案件不少于42起，反映出监管压力与责任认定正加速向系统性重要主体传导。

• 原告类型实现结构性拓展：除传统环保组织与公民个体外，商业实体首次以权利主张者身份介入气候司法实践——例如，某保险公司就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所导致的可量化经济损失，向主管部门提起行政赔偿之诉，标志着气候风险成本内部化机制开始进入司法确认阶段。

• 公权力主体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各级政府及法定授权机构正通过提起新型公益诉讼或行政履职之诉，推动重点行业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及《巴黎协定》框架下的气候治理义务，体现气候法治从“被动回应”向“主动规制”的范式转变。

• 森林生态损害索赔日趋制度化：自2015年《巴黎协定》生效以来，全球范围内已有249起以上案件聚焦非法毁林等行为对气候系统的叠加性损害，并主张生态修复与碳汇损失赔偿；巴西凭借其丰富的热带雨林资源与活跃的环境司法实践，成为此类案件数量最多的国家。

• 下一阶段诉讼焦点呈现三大新兴方向：（1）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权责界定与环境风险分配；（2）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全生命周期电力消耗所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责任归属；（3）气候变化与塑料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多重环境危机之间的因果关联性认定及其协同治理的司法路径探索。

反制趋势

• 当前，针对气候诉讼的抵制行动在规模、协同性及制度化程度方面持续增强，尤以美国为甚。

• 战略性诉讼被日益频繁地用于限制公众参与，叠加多项新出台的立法干预措施，正系统性收窄气候倡导者赖以开展行动的公民参与渠道与司法救济空间。

• 作为回应，以维护气候治理合法性与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反制性气候保护诉讼正逐步形成规模化、常态化的发展态势。

复杂性

• 非气候导向的司法案件集中体现了能源转型实施阶段所面临的多重政策权衡与系统性挑战。

• “公平转型”类诉讼及“绿色对绿色”型诉讼持续增多，不仅引发对气候治理公正性与程序正当性的深入反思，也对既有气候政策措施在生态环境多目标协同方面的潜在负外部性提出了实质性质疑。

• 近期若干典型案例揭示了气候适应措施在落地过程中存在的目标冲突与执行张力，进一步凸显适应与减缓两大气候行动路径之间可能存在的结构性权衡关系。

气候相关司法裁决的影响与实施路径分析

• 气候相关司法裁决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政策层面的实质性变革，其制度转化需依托明确的立法响应或行政执行机制。

• 裁决的预期政策效应与其实际产生的非预期后果之间存在显著张力，反映出司法干预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亟需系统性影响评估框架予以支撑。

• 气候判决的有效落实高度依赖持续的政治承诺、跨部门协同及配套法律机制建设；韩国宪法法院2023年气候诉讼案与美国纽约州“人民诉美孚石油公司”系列判决的后续进展，均印证了制度执行力对司法效力实现的关键作用。